本文转自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是中国前驻韩国大使邱国洪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第三十六期学术讲坛演讲的部分内容摘要，原题为“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发展好中韩关系重要性”。
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要对韩国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其次要把握中韩关系的重要性和难点；第三如何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发展好中韩关系。
如何客观认识韩国？
韩国国土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人均GDP刚过3万美元，属于中等偏小的发达国家。但韩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自身的国家规模和经济实力，其原因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韩国地缘位置特殊而重要。韩国能有高水平发展，并拥有总体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与韩国总体上能平衡好与主要大国关系有关；第二，韩国是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韩国能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是靠韩国人民奋斗出来的，经济发达使韩国得到其他主要大国的尊重和重视；第三，韩国国内政治虽然非常分裂，但政权交替相当平稳。韩国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尖锐对立，但政权交替时并未导致国家动荡，每次政权交替总体平稳有序；第四，从民族性来讲，韩国人民非常自尊自强，这是韩国能够在很多方面成功的动力，也是韩国保持一定独立性，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重要因素。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韩国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那就是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国防自主权有限。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韩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掌握在美军手里，一旦在韩国领土上发生战事，韩军要服从美军的指挥。韩国几届进步政府想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存在实际困难。美国现阶段也无意交回美军在韩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一定意义上，这也是韩国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韩两国于1992年8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韩建交的重要意义在于东北亚地区步入了终结冷战对立格局的进程，也为此后地区持久和平与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建交30年来，中韩政治关系经历了四次重要提升。第一次是1998年11月金大中总统访华，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二次是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访华，两国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第三次是2008年5月李明博总统访华，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第四次是2014年7月习主席访韩，两国确定致力于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维护地区和平、携手振兴亚洲、促进世界繁荣的四个伙伴关系。
中韩经贸合作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如贸易往来建交时约60亿美元，到了2020年则达到了2852亿美元。韩国实际对华投资累计达862亿美元。人员往来规模虽然时有波动，但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2014年至2016年曾连续3年突破千万人次。后因受“萨德”问题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一度大幅下滑，但中韩关系已经回归正常，抗疫形势也在逐步好转，两国人员往来重回千万人次以上规模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双方在对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多年来则始终保持在6万人以上。
从中韩关系的基本情况来看，中韩关系是特殊而重要的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并且，中韩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超出双边范畴，是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双边关系。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上。半岛是和平稳定还是动荡冲突，不仅事关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对中韩两国更是事关国运的重大安全问题。对中国而言，整个周边安全环境，半岛的不确定性最大。半岛问题背后是非常复杂的大国博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只是间接当事方，局势的演变有时存在一定的不可控性。半岛如生战生乱，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对韩国而言，如半岛发生全面冲突，韩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会毁于一旦。在历次半岛南北双方冲突事件中，韩方总体保持克制，避免了冲突升级，这表明韩国更愿意用和平竞争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实现半岛统一。因此，未来面对北方挑衅，韩国能否在美国的战略利用下保持自信和克制，是防止局势失控的关键所在。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问题上，中韩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所谓“两条红线”，第一是发生战乱，第二是半岛出现核武器。中韩两国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立场主张，使得双方在半岛问题上长期保持了多层次、高水平的协调合作。可以说，半岛形势能够缓和到今天，中韩协作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体现在实现共同发展上。一是中韩经贸往来近3000亿美元的规模已充分体现双方合作的互惠性。虽然中韩之间长期存在较大贸易逆差，但逆差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企业从韩国的进口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包括韩企在华生产出口其他国家的产品，和中国高端制造企业从韩国进口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而中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多为消费品。因此，从总体来看中韩贸易往来是互惠互利的；二是中韩两国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上互补性很强。而且，中国的高端制造离不开韩国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国能够成为高质量世界工厂，韩国的对华投资有重要贡献。与美欧和日本的对华投资相比，韩国的对华投资质量相对要高，只有韩国会把最先进的生产线放在中国。例如三星电子最先进的芯片工厂和生产线在西安投产，先后两期投资已超过200亿美元；LG电子最先进的有机液晶面板生产线去年已在广州正式投产。对韩国而言，中国是最优质的投资目的地、最理想的出口市场、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中国能满足韩国企业高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生产、销售，包括新建工厂、人才配备、扩充产能、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所有需求。当然中韩既存在共同发展，也存在竞争。一方面，中国市场对韩国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韩国企业面临着中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追赶压力。此外，韩国还面临如何应对美国要求的高科技产品和零部件对华“断供”难题。未来，尤其是进入“后疫情”时代，随着经济强劲复苏，中韩双方在新冠疫情下逆势增长的产业领域，都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和潜力。
第三，体现在对冲美国对华战略挤压上。韩国是美国重要的军事盟国，韩国在安全上仍然需要或不得不受制于美国。美国也历来视韩国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沿，不仅要求韩国全面配合美国的遏华战略，如在韩国部署主要针对中国的战略性武器“萨德”等，还极力撮合韩日关系，力图构筑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挤压。而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邻国，韩国进一步发展和半岛的和平稳定乃至未来半岛的统一，都需要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韩国并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前沿战略而开罪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最近的美韩“2+2”会谈时,韩方在涉华问题上与美日“2+2”会谈时日本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得到体现。因此，中韩双方在防止美国利用韩国对华进行战略挤压的问题上，以稳妥的方式进行沟通合作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争取韩方从自身利益出发，顶住美国压力，将韩美同盟的军事合作范围限定在双边或半岛，来对冲美国的对华战略挤压。虽然韩国也会因为误判出现迁就美国的情况，如“萨德”入韩问题。但总体而言，特别是与日本相比，韩国在涉华军事安全问题上的表现还是好的。
第四，体现在共同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上。中韩两国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WTO等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中日韩、REC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主张高度吻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国际正义等方面也有相互协调合作的需求；在安理会改革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选举方面，中韩双方更是相互支持，沟通深入。
当然，中韩关系也存在难点，突出体现在美国因素的干扰上, “萨德”问题就是典型的美国干扰因素。另外，需要重视的是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较低、历史问题的纠葛（历史教科书涉古代高句丽历史定位等问题）、海洋权益的分歧（苏岩礁问题、专属经济区划界）等，双方都重视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问题总体可控，迄今为止并未对中韩关系造成大的冲击。
中韩关系一方面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建交以来总体发展良好。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双方也有矛盾和分歧，时有波折也是现实。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今后中韩关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并实现更好发展，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因素，第一，关键性的问题是双方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高层政治互信；第二，基础性的问题是双方能否不断深化互利合作；第三，根本性的问题是两国人民之间能否真正相互了解和理解；第四，考验双方智慧的问题是能否防止好第三国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还有朝鲜的因素的干扰。
首先，要在增进高层政治互信上下好功夫。中韩建交以来，每次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主因往往是高层政治互信不足。“萨德”问题尤其如此，教训深刻。在如何提升高层政治互信水平问题上，最重要的途径是促进两国元首多种形式的互动。目前中韩间已有元首互动的计划，双方早已商定习主席在中韩双方方便的时候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成行时间主要取决于疫情形势发展。这次访问极其重要，将是全面提升两国高层政治互信的最重要机遇。
其次，要在深化互利合作上下好功夫。扩大互利共赢合作始终是中韩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中韩两国有望在“后疫情”时代迎来全面深化合作的诸多机遇：一是中国政府确立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韩国政府的绿色经济政策、新北方政策有着很多双方可以加强合作的契合点，将为中韩全面合作提供长期和战略性的机遇；二是疫情仍在持续情况下中韩两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复苏，有利于近期中韩合作恢复和扩大。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对韩国是一个利好；三是新冠疫情下逆势增长的产业，将为中韩共同打造后疫情时代新增长点提供机遇。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但确实也出现了逆势增长的产业，如健康医疗、物联网、跨境电商、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这些产业在中韩两国都有一定规模，也各有优势，未来双方合作潜力非常巨大。
第三，要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理解上下好功夫。中韩关系中有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象，那就是即使双边关系很好的时候，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好感度也始终上不来。主因是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不足，相互理解不够。韩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总体不友善也是一个大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强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媒体的偏见和谎言就会不攻自破。今明两年有两个恢复人文交流的重要契机，一个是两国元首亲宣布的为时两年纪念中韩建交30周年的中韩文化交流年，再一个就是北京冬奥会，双方需要用足用好这两个机遇。由于疫情仍在持续，全面恢复旅游往来全面还需要一定时间。如果两国旅行恢复正常了，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将会全面推进。同时，双方需要加强公共外交方面的合作，主渠道是通过学术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平台，目前线上交流形式已经广为开展，只要疫情形势允许，有必要适时逐步恢复线下交流。
第四，要在防控第三方因素干扰上下好功夫。其问题的根本是如何防止美国因素干扰中韩关系的正常发展，主要是韩国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要求其配合对华遏制战略的问题。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甚至严重受制于美国。因此要求韩国站在中国一边是不现实的。面对韩国不得不向美国方面靠拢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应对，适度反应，重点防备韩国卷入中美之间战略层面的博弈，如“萨德”一类的战略安全问题，和经济科技对华全面“脱钩”一类的经济安全问题。避免韩国卷入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中韩间高层次战略对话机制，向韩国说清楚中国在战略层面最在意的问题，争取韩方基于自身利益自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萨德”问题上，韩国最大的教训是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性认识不足，对可能给中韩关系带来的冲击的严重性预估不足，最终导致误判。中韩间最近刚把司局级的“2+2战略对话机制”升级为副部级。着眼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今后有必要升级这一对话机制的级别。
图为邱国洪出席第七届中韩公共外交论坛
关于本文作者：
邱国洪，中国前驻韩国大使，现任察哈尔学会东北亚事务首席研究员。长期从事对日、对韩外交工作，负责过南亚事务和涉外安全工作。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国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曾多次应邀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院校和多个学术研究机构讲课，解说外交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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