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宝岛台湾、日月潭；上初高中的时候，柏杨、李敖、林清玄、林语堂、余光中、龙应台、席慕蓉、琼瑶、三毛、古龙的作品是最常见的课外读物，他们对我们这代人深有影响；工作后，想去宝岛走一走，看一看。偏赶上了蔡英文上台，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令两岸关系每况愈下。现在加上疫情，去台湾旅游也愈发成为一个奢望。

      学习摄影后，飘在思密达渐渐接触了解一些摄影家及其作品。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是飘在思密达比较喜欢的摄影家之一，他在《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和《人与土地》等作品中，记录了台湾平常百姓的生活，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对飘在思密达深有触动。2019年1月18日，飘在思密达与他在首尔缘铿一面，至今深以为憾。

      两岸关系之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是文化交流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先河，增进相互了解与感情，在打破隔离方面起到先锋作用。2019年末，飘在思密达有幸在首尔采访了台湾赴大陆办画展的第一人江明贤，多少弥补了年初错过一位大师的遗憾。

      2019年11月11日至16日，国立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名誉教授江明贤个展“云月八千里——江明贤墨彩巡回展”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隆重展出。江明贤教授就学时期曾受教于溥心畬、黄君璧、廖继春、李石樵、林玉山、孙多慈等中国画坛前辈名家；后留学西班牙，游历欧美，汲取西方美术特点，逐渐成就他融合中西、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对大型古迹、建筑群与城市即景入画尤有心得，被誉为当代最具代表性和最杰出、也是少数进入国际拍卖会的中国台湾画家之一。

      ▲如何开始走上绘画之路，简单介绍一下从艺经历。

      江明贤：从小喜欢画画，在学院里学习；高中上师范学校，接受专业训练。毕业后到小学教书，也教美术，结束义务性服务后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做了4年老师，又到西班牙中央艺术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系统地全面地接受了美术教育。艺术创作大概可以分为学院派时期（1958至1968），留学西班牙、旅寓欧美时期（1973至1977），返国后的乡土题材和赴日发展时期（1977至1987），大陆风光创作时期（1988至1997），古迹巡礼时期（1997年之后）这么几个阶段。

      ▲听说江老师是台湾赴大陆办画展的第一人，介绍一下当时的过程；两岸文化交流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江明贤：1987年末，我到香港，偶然的机会认识新华社的工作人员。1988年初，我在香港办展览。当时新华社来人，表明意思想要邀请台湾的中生代画家到大陆办展，从文化领域开启“破冰之旅”。两岸关系缓和后，我开记者会发布将赴大陆办展的消息。结束这次行程回到台湾后，等待我的却是“禁止出境两年”的处分。没过几个月的时间，日本邀请我去办展。官方觉得放我出去也不对，不放我出去也不对，要求我写悔过书，局长还要请吃饭。我没有吃饭，也没有写悔过书，因为我没有错。他们怕日本媒体炒作对台湾的影响不好，怕担责任，最后就放我去日本。

      文化是无形的力量，两岸的文化交流只会向前发展，这种潮流无法阻挡。当然，两岸交流还存在瓶颈。两岸交流风格不一样就会有理念上的冲突，因此才更需要互相学习，互相了解，才会进步。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把中国画发扬光大。没有学习，就不会茁壮成长。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包容性。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也是有包容而后茁壮成长的过程。互相学习，对两岸画家起到双赢的作用；不学习而孤芳自赏，同样进行中国画创作，对大方向不会产生好的作用。

      ▲如何开始在中国画中融入西方画法，形成自身风格？

      江明贤：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学习中国书画，也学习欧洲绘画。1972年，我在台北省立博物馆第一次办个展。结束之后，强烈感到创作上要更有进步的话，需要去海外拓展见识。也是因缘际会，有一位神父也劝我留学，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奖学金。我在创作上也遇到瓶颈，像徐悲鸿、刘海粟等前辈画家也有留学经历，对他们的艺术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效仿前辈，我也到欧洲留学。在欧洲留学期间，研究了西洋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流派，分析它们的表现技巧和技法；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教授水墨画期间，对美国的现代艺术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过程中，我的作品很自然地形成受西画影响的中国画，而不是纯粹传统的中国画这样的风格。

      比方，水墨画不太讲究色彩，我把西方人重视的色彩融入水墨画当中。中国画不讲究透视、光线，我也有意无意在水墨画对这方面有所加强。布局、构图、技法的表现方面，中国画不太用直线来表达。古时候画建筑都是用尺去画，叫做界画，非常呆板。建筑是人物或山水的附属品，不是独立的，我现在画建筑都是一张独立的作品。而且我画建筑大量引用西方的直线条来表现，西方认为直线代表力量，是一种美；东方认为柔能克刚，画山水、人物都是用曲线来表现。水墨画的留白、实跟虚、强与弱、题字、印章，这些优点我都保留下来。此外，我也受到前辈画家的影响，像徐悲鸿校长等人，他们也是受到过西方绘画的影响。

      ▲您曾拜会过张大千、李可染、刘海粟等大师，对创作有无影响？

      江明贤：我很幸运！爱新觉罗·溥儒（溥心畲）、张大千、黄君璧在1949年渡海到台湾省，他们的国画艺术创作生涯跨越海峡两岸，均有很高的造诣，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一流的大家，被称为“渡海三家”。溥心畬、黄君璧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黄君璧当时是系主任，对我的山水画影响最大。张大千虽然没有在师大任教，但他的两名学生在师大任教，后来成为我的同事。我还有两名老师是徐悲鸿校长的学生，其中有孙多慈。1988年去拜访李可染，他拿出一叠写生的稿子一张张给我说明，两个小时受教不浅。1987年在香港结识刘海粟，1988年到大陆办展的时候，我们一起爬黄山，合作作品，最后送给我。刘海粟注重鼓励年轻画家，言传身教深深影响我。

      ▲中韩文化相近，绘画相互影响甚深，江老师对韩国画、画家的印象如何？您可否对怎样促进、深化这方面的交流提出建议?

      江明贤：韩国与台湾在这方面的交流很少，对于韩国画家不是很了解。中国美术史非常丰富，求学时东方美术史都以中国为主，有些忽略到韩国。韩国与西方交流很多，台湾与日本交流比较多。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文化圈，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吸收别家的营养，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书画在韩国也很普及，加强双方的交流需要官方配合。韩国2018年举办全南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发现韩国的作品与传统不一样，以西方的技法在宣纸上作画，变得比较现代。民间接触的韩国画家，比较喜欢传统的书画。

      ▲“云月八千里”作品都是在哪些地方创作的，对哪里印象最深？

      江明贤：来首尔之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办过展览，现在延伸到海外来到韩国。它的意义就是说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是两岸内地，也延伸到海外其他国家，要让国际人士了解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在北京展出100张作品，首尔因场地所限，只带40幅作品。主题是“一带一路”相关题材，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丝绸之路”从古都长安联通地中海各国，但也不局限于非得从西安开始，中亚没有去，我从北京一直画到新疆，也有云南茶马古道，还有几幅东欧的作品。其实每一幅作品对我而言都很重要！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建筑艺术闻名，一座桥就是一个艺术品，算是一个代表作。还有嘉峪关、祁连山下、布达拉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