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思密达在日记本上摘抄过这么一段话：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而人们不经大脑给出的轻率意见，可以瞬间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

      今年初，法国足坛名宿亨利宣布退出社交媒体，直至这些平台能够像对待侵犯版权那样严厉打击种族主义和欺凌，规范平台的内容。他表示，“种族主义、欺凌行为、以及对个人造成的精神折磨，这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以至于不能被忽视，平台必须承担起责任。如今创建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太容易了，在那上面可以匿名欺凌和骚扰他人，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亨利曾效力过阿森纳和巴萨等豪门，他的Instagram账号有270万关注者，Twitter账号有230万关注者，而Facebook账号则有1000万关注者。

      差不多的时间，还有一件事。著名作家阎连科荣获了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他在颁奖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的获奖感言，引起很大的争议。虽然他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反战、人性、和平，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与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借题发挥。

      诚然，没有一家社交媒体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事实和新闻，是不带有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但当每一个人都拥有了一台具有拍照与录像功能的手机之后，信息的生产机制已经彻底被颠覆掉了。生产者更多关心的是流量，不少已经不会再三再四地强调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受众群体也更多关心的是生活、八卦、娱乐、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个个抖音YouTube上的“平民英雄”，一步步取代寒窗十年的社会精英，喜也？悲也？崛起是喜，泛滥是忧！

      飘在思密达曾经采访过阎连科，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也就是个随和的邻家大叔而已。所谓树大招风吧！

      附采访原文：

      2019年11月，阎连科受韩国大山文化财团邀请，在首尔出席“2019与世界作家对话”活动。阎连科的作品《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年月日》、《风雅颂》、《四书》、《夏日落》、《坚硬如水》等都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丁庄梦》尤为受到韩国读者喜爱。

      ►您在延世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在军队二十几年，这个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帮助？

      阎连科：26年，有非常大的帮助。军队是相当重视文学、文化的地方，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不断举办各种创作学习班。参加学习班，参加讨论，还有人帮忙修改稿子，获得非常多的帮助。此外，在军队我才真正打开阅读的大门，才知道原来《飘》这么好看，才知道原来《安娜·卡列尼娜》也这么好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根本不会有今天的阎连科。

      ►您获得过国内外重量级文学奖项，也可能是下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作家。据说日本文学界只关心中国三位作家：莫言、阎连科和残雪，您怎么看？

      阎连科：媒体讲诺贝尔文学奖，纯粹是为了媒体的热闹。任何人不真正了解评奖的内幕，怎么提名？怎么评选？其实就是一种游戏。一个作家最终要做的，是要写出满意的作品。获奖，都是人生的偶然，是天上掉馅饼。在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或者欧洲也好，我的作品也许相对来讲比其他作家翻译的多一点点，多受欢迎一点点，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只是我的机遇稍微好一点。中国有很多好作家，其他作家遇到相同的机遇，他们的作品也会被翻译很多的。

      ►您在讲座中说还有五到十年的创作时间，此前也曾讲过写到65岁这样的话，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阎连科：倒不是说70岁了就一个字不写了，而是我认为要创作出好的作品，过了那个年龄基本上就不大可能了。未来五到十年时间里，希望我可以写出自己满意的长篇作品。写不出来的话，写作的人生就真的这么结束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独一无二的作品，就是一个失败的写作者。文学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比方绘画或书法是不同的，作家都有一个创作的黄金年龄，而画家或书法家基本都是年纪越大功力越深厚，作品也更有价值。

      ►现在创作的门槛降低，网络文学流行，网络作家崛起，很多年轻人也都是通过电子产品看书，您怎么看？您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阎连科：我对网络文学接触的比较少，这是新型的写作形式，而我是相对老派传统的。或者说我觉得文学最终还是要归位人性、审美等艺术元素，归为实践，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文学。各种文学的产生都是正常的，毕竟现在的时代也不是单一的时代。

      创作的门槛降低，是面对公众发表的门槛低到近乎没有，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白纸黑字印出来，现在可以发布到网上。但是，我认为也许谁都可以拍电影，谁都能写小说，但好的电影、好的小说，它的标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还是坚持用笔写，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坐下来写两到三个小时，写个两三千字。然后可能看看NBA，下午会客，看看书。在北京应酬比较多，在香港就相对安静一些。

      ►您喜欢NBA哪个球队？

      阎连科：现在喜欢的球队都乱套了，勇士队球员伤病多，垮掉了；火箭队也乱，国内也不报道了，一片混乱。

      ►您在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跟很多年轻的作家打交道，最大感受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最大感受是现在的青年作家读书远比我们多，范围也广得多。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八九十年代读了不少书，现在也坚持读一点，但还是比不上他们。我所熟悉的80后、90后，读书都非常多，非常了不起。读书是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不读书无法谈写作，短时间也许可以应付，但坚持不了很长时间。这代年轻作家，是会产生伟大作家，写出伟大作品的。

      ►对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建议？

      阎连科：多读书是好事情。中国是盛产故事的国度，结合一下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如果又读了很多书，真可能写出惊人的作品。

      ►您的创作动力是什么？素材都来源自哪里？有没有遇到瓶颈期？

      阎连科：我到目前基本上没有遇到瓶颈期，因为人生经历太丰富，可以写的故事很多。好比一堆钻石让你挑一颗，反而不知道怎么办？回到农村坐到饭桌上，满桌都是好小说。要说有困难，也许是找不到最独特的写故事的方法。创作动力也许就是我说的，我一直想写一部不是小说的小说。写了，觉得不行，过一段时间，又想尝试。尤其是长篇小说，每次写完，总能发现问题。就是带着侥幸心理尝试创作，也许这次可以写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这是最大的原动力。

      ►您怎么看被封“荒诞现实主义大师”这个称号？

      阎连科：我不是什么大师！也不荒诞！我可能是另一种现实主义，或者是来自真正的现实主义。每个人看到的现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的是这种，那我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种。14亿人口，南方北方，每个人的入口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评论家把您和鲁迅作比较，您怎么评价鲁迅？怎么评价您自己？

      阎连科：那是把我捧到天上去了，鲁迅堪称我的半个灵魂。鲁迅的伟大，思想的伟大，小说的语言，都不是我们能够比的。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只是中国作家中相对勤奋的一个，也有些幸运的一个人。我的幸运就是说，遇上四十年改革开放好时期，有的作品也许有争论，但正常的生活有保障，可以安心创作。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把作品写好，我认为我是幸运的。

      ►您最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韩国的文学作品、作家了解的多吗？

      阎连科：我更多会喜欢一些国外的作家或作品，但一直在变，每过三五年就会变。因为创作需要不断变化，喜欢的作家或作品也就会变化。

      对韩国了解的不是很多，零零碎碎地会读到一些作品，感觉写得非常好。回国前要跟几位韩国作家座谈，其中有一位80后作家叫金爱烂，看过她的两部小说。还有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也写得非常好！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阎连科的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并在国内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重要奖项。2014年5月27日，阎连科凭借捷克语版的《四书》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 ，成为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作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美中关系研究所在2008年设立，旨在表彰华语文学领域的杰出作品。阎连科曾于2009年、2015年和2017年三度被提名该奖项，现今成为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之后第四位问鼎纽曼文学奖的中国大陆作家。